梁婆婆有难

作者:天堂鸟13/03/2010

新马家喻户晓的梁婆婆遭踢爆外遇噬嫩草，自从跳出人证鐘佳燕大胆地坦白说开，竟然一个接一个的年轻美眉被指和星国大导梁兄智强有缘，惹来八卦娱乐记者穷追狂打，如剥洋葱般一件一件给剥开示众。

群众就是如此好奇八卦，对人家那么私隐的事情表现得异常关心，尤其是对名人的情史，就更加有兴趣挖个水落石出。

梁智强那齣《钱不够用》(Money No Enough) 以平民化的故事俘虏了广大新马群众的心弦，这趟爆发婚外情，而且被砸不只一个外遇，难免令粉丝观众大感惊愕，甚至还将之标签为东方老虎花心萝卜。

连日来各大媒体不厌其烦的追踪报道，使得梁兄与太太深受沉重的压力，对群众指指点点和负面舆论，坐立不安疲于招架。

名人或公众人物稍有行差踏错，不幸成为媒体的猎物被咬住不放，可真倒霉之极。

经过多日的沉淀隐居，主角终于鼓起勇气，要站出来交代并发表悔过的歉意，以挽回群众和粉丝的信心。

日昨梁兄行色匆匆出现在记者会，在历时短短3分钟的記者會上痛哭3次；梁太则两度痛哭，情绪崩溃，当场昏倒！

可惜的，主角只有短短3分钟的发言时间，且不允许提问。因此狮城媒体狠批：沒诚意、沒交代、沒解决问题、浪费大家的时间。

最戏剧性的，竟然是轮到梁太发言不及1分钟，因触及伤心处而一时情绪崩溃哽咽痛哭，稀里哗啦异常激动，站起来后突然脚软跌下昏倒在地，现场情况乱成一团，记者会也即宣告结束。

在场的记者群对此下笔令人深思莞尔：当梁智強把不省人事的妻子扶到后台，戏剧化的是，梁智強和妻子进入休息间时，有人竟不忘把舞台的布帘拉起，感觉像是在谢幕，戏演完了。

八卦，原来就是人类的品性！

来源：大马论坛

商会会长: 双语人才凤毛麟角

作者：中新网 10/03/2010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官委议员张松声指出，学校目前培养的学生，华语水平不能满足企业界的需求，他也担心学生华文水平降低。

作为中华总商会会长的他在9日进行的新加坡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教育部的开支预算时指出，过去十年，新加坡本地华族学生的考试成绩一年比一年好、及格率高，对华语的听、说、写和阅读能力应该没问题。不过，总商会所面对的情况却似乎相反。

他说：“以中华总商会为例，现在想找到精通双语，能在秘书处独当一面的人才并不容易。总商会属下133个商团会员，几千家公司会员也面临同样困境。许多 年轻人，华文成绩不错，甚至考到A1，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力不从心，错字连篇，词不达意。真正的双语人才可说是凤毛麟角。”

鼓励公开场合多讲华语

过去几年有越来越多人到中华总商会学习华文，张松声担心，这反映了学校的华文教学标准太低，学生毕业后才需要恶补华文。

“目前，华社最为担心的是，政府可能为了迁就少数怕学华语的学生，而把教学标准一再降低。”他担心，新加坡可能因此失去双语优势。张松声鼓励更多政界领袖和成功人士在公开场合多讲华语，特别是公共服务部门，要加强华语文告的水准，以起带头作用。

他说：“在世界掀起华文学习热时，我们的华文教育水准也必须全面提升，培养真正掌握听、说、读、写技能的人才，而不是“半桶水双语“。”

而为达成这个目标，他认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可合作，共同打造学习气氛与环境。“中国人在努力学英语，西方人在努力学华语，新加坡人只有更加努力，才能继续保持双语优势。”

政府国会教育委员会主席杨莉明也关注新加坡的华文水平，她呼吁当局不应该假设母语在本地已经成为一种外语，来检讨母语教学。

她说，新加坡学生跟外国人学习华语的环境不同，因为前者处处能接触到华语。她因此呼吁当局不应该以假设母语在本地已经成为一种外语的基础，来检讨母语教学。

反对党区议员刘程强(后港区)则担心华文B课程被滥用，例如原来程度不差的学生，因为排斥华文而不认真学习，宁愿选择华文B。他也呼吁教育部检讨华文B存在的利益。

来源：http://news.sohu.com

新加坡修宪改选举规则

作者：中央社12/03/2010

新加坡国会今天提出动议，将政府提出的宪法，总统选举法与国会选举法等3项修正草案排入议程，为2012年2月前举行的下届大选铺路。

新加坡宪法等法案的修正，主要是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去年5月宣布政治变革措施。李显龙当时表示，这些变革反映更平衡的选举制度，也反映新加坡人对政治的诉求，并提供国会更多元的意见。

此外，国会选举法和总统选举法修正草案，是李显龙去年11月设定投票前冷静日制度而提出。

李显龙当时指出，决定要修改法律，把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投票的前一天订为冷静日，政党的竞选大会，登门拜票和公开展示政党标志的行为都在当天遭禁止，且禁令延伸到网路，以让选民有冷静时间思考。

不过，由新加坡政府主权基金淡马锡控股所持股的电视与报章媒体，仍可继续报导选举相关事务。

此项提议一出，立刻遭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Low Thia Khiang)和新加坡知名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批评，指执政党是担心反对党会把投票前一天的竞选大会热情转化为选票，而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则可在选前一天继续报导对执政党有利的消息，无形中造成选举的不公平。

来源：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

探勘新加坡选举文化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10/03/2010

近日，网上转载两则提及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访谈与评述，其中两个观点看来有略作补充的必要。其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何能長期維持統治？就是靠政府部長議員長期跟老百姓保持接觸’；既执政党在制度上要求議員每周去民眾聯絡所接受選民質詢。

其二，‘选举局所谓的“投票 (Election Department) 是秘密的”，指的是任何人都无法从选票得知选民身份，避免选民受贿或遭到恐吓，从而保证选举过程的透明、公正’。

这些观点反映了新加坡社会对选举文化认知的一个层面，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和真实情况之间是有着相当的落差。

首先，执政党规定国会议员定期接见选民是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统治的这一种论说，主要是建立于特定的假设基础上：1. 这种做法是有效率的，2. 人民行动党因为这一项服务而获得人民在选票上的支持。

真实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认识新加坡政治文化的内涵。

李光耀严峻禁止任何形式的民间反对意识的萌生，为此，对民间冤情的申诉有其一套的规范管理方法，这就是求情(petition)文化。当人民受到政策的负面 不良影响，或者不满政府官员在行政上的某些决策，又或者在生活上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都得通过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向政府提出书面的申诉，要求舒困解厄。

在新加坡的大环境里，处理社会不满是一个受管制的政治过程：人民必须通过议员进行申诉。申诉目的是寻求政府在行政上更为宽容，包括减少对当事者的惩罚，或者修改对当事者不利的原有行政决策，又或者解决当事者在生计上的困难。

按惯例，这些申诉往往都以个案形式做个别处理，禁忌集体抗议以避免出现集体诉讼的状况。虽然行业可以集体反映困境，但处理上还是采用个案来个别处理，这在战略上是以各别击破来全面瓦解团结就是力量的潜在社会对抗意识。

李光耀通过求情文化把社会不满有系统的导引到一个受到政府规范的调停机制。这一手段一来让政府收集民情尤其是人民对政策的不满，二来，让执政党议员进行初步 的危机处理。此外，通过执政党的渠道去解决问题，不仅仅可以让政策受害者在解舒之后有感恩图报的政治回报，亦可以有效阻止反对党利用社会不满而培育反对势 力。

在求情文化的背景下，议员接见民众是在执行规范社会的调停机制。由于这一制度安排是从李光耀的政治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改变决 策的空间大小取决于在考量了李光耀政治利益后的剩余价值大小。说白了，不符李光耀政治思维或者有损李光耀政治利益的求情申诉是不会也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功。

这一点观察有其合理性，理论上，吻合人民行动党的功利务实主义；不做对本身没有政治利益的无偿公共服务，事实上，亦可以从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来确认。

回顾历史，早年的养猪业政策和上世纪末的观赏鱼养殖场搬迁决策的反反复复过程中，其政策受害者都通过资深内阁部长的求情书试图扭转乾坤但均徒劳无功。约两年 前，一名正当壮年的失业汉在求救无门走投无路后跳轨轻生。记忆犹新的事件中，两各年长者先后以拳头和拨汽油纵火回应一名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一名市民以口 头‘威胁’一名人民行动党议员的罪名入狱：一名低智力青年因为不堪母亲遭受一名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语言羞辱愤而破坏公物被警方逮捕。

这些为社会熟知的事件反映了议员接见选民的真实状况，不仅反映了执政党议员的素质和教养，更置疑了议员接见选民对解决民生困难的有效性。

求情文化是为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利益服务一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所根据。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保护乌敏岛的一片海滩上‘从善如流’，其利益考量是对内可以满足中产阶级的诉求，对外可以修补因为广泛填海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形象。有了 这种正面与明显的政治回报，何乐而不为？此外，这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是暂时性的延缓执行，填海计划並没有因为抗议而永远取消。

在当年的有关议员权力的国会提问上，无选区国会议员惹耶勒南得到内阁部长的清楚回复：无选区国会议员没有政治权力，政府官员不必对他的去函给于答复。由此可 见，议员协助解决民生困难的人民利益并不是人民行动党部长的优先考虑因素。相反的，人民行动党更在意于反对党利用这一政治过程来累积政治资本。

从这一解读可以意识到，执政党议员接见选民是人民行动党持续执政的论说是相当牵强的。那么，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又為何能夠長期維持統治？

长话短说，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的最主要因素是得益于选举制度的设计，换言之，人民行动党的胜利是来自选举制度的必然政策结果，而非人民的投票支持结果。

新加坡选举只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主持的一个民主仪式；外表包装多于实质内容，因为体现民主精神的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已经有名无实。在人民行动党处心积虑的精心规划下，一人一票制度在集选区内已经变质为有人无票制度。

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是许多历经多届大选的中年人，却从来不曾有过实际投票的经验。在制度设计下，人民行动党可以不战而胜，因为缺乏资源的反对党没有能力参与集 选区的竞选，在无竞选情况下，选民就只空有投票的权力，没有投票的机会，所以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认知是：人民行动党政权并非来自新加坡人民的一人一票的确 实投票结果。

其二，在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下所谓的“投票是秘密的”应该只是一句空洞的政治游戏口号，至于是否能消除选民的心理负担从而确保选举公正，那就不得而知。“投票是秘密的”这说法在定义上是正确的，但现实却未必就是如此。

新加坡选票都有编号，所以按图索骥是绝对可行的，政府可以轻而易举的查证选民的投票决定。当年还在大学任教的许通美就曾经批评选票编号制度，认为选票的可追 查性会对选民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秋后算帐的恐惧心理负担可以有效遏止人民毫无顾忌的投反对票，所以人民行动党始终坚持使用选票编号制度。根据 野史，当年的街边小贩就因为害怕生计受到影响而不敢投票支持反对李光耀的候选人。

在一些分析1960年代中末期的朝野势力消长的政治斗争过程的文献中，就有学者指出人民行动党政府巧妙利用来自新马合并公投的机密信息，进行有系统的城市重建，针对性的摧毁反对党势力密集的地区。

这一种政治作业的现代版本就是选区的重建与重新划分。政府以方便选民投票的堂皇名堂，把一个选区内的选民固定在设定的投票站投票，这一政策结果让人民行动党 一目了然各个选区内的朝野势力分布状况。过后，政府可以通过组屋集体重建，来改变并重新分配支持与反对的票源。此外，执政党亦可通过选区边缘的重新划分来 削弱反对党的支持力度，从而增强自身的胜算。

由此可见，对执政党而言，新加坡的投票未必是秘密的，各别投票站的投票结果亦无秘密可言。人民行动党可以轻易的有效利用具战略价值的投票结果分布图来筹备竞选大计。这应该就是人民行动党為何能夠長期維持統治的主要因素之一。

备注：有关求情文化的论述在新加坡文献里并不缺乏，比如 Chan Heng Chee (1975, 1987), Tan Ern Ser & Chiew Seen Kong (1990), Chan Heng Kong (2005)等等。

防民如贼的组屋转售政策

作者:费言11/03/2010

据早报报道，建屋发展局的最新调查显示，约86%的新加坡受访组屋屋主认为组屋“屋”有所值，因为他们所购买的组屋不但能保值，而且还可增值。

不过，我们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发展部长马宝山 (Mah Bow Tan)、傅海燕（Grace Foo），却常常给新加坡人泼冷水说：房子是买来住的，不是买来投机的。

多年来，许多误信新加坡组屋已经增值谎言的笨蛋，赶快想卖掉组房发笔横财，以便过着“好吃懒做”日子的懒惰刁民，发现要赚这笔投机的不义之财，都似乎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们英明的建屋局，已经张起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保障没有一间政府组屋可以被“企图投机”的屋主卖掉。

【经济困难，许多人需要动用组屋资产周转】

据报纸说，企图卖屋套现，然后买了屋后才发现走投无路，到处碰壁，这样的投机而倒霉的刁民，最近越来越多了。三巴旺选区的议员李玉云说，每星期因这样的事来找她的选民，有8-10个，宏茂桥的李美花议员碰到更多，每星期15-25个案。

我并不太关心那些把小组屋变大组屋的人，因为他们一定是上赌场赢了钱，或者是投资雷曼兄弟发了财，想卖间五房公寓大屋来享受，这谁都不必为他们操心。

较令人担心的是，经过一轮无情的金融风暴和失业浪潮，许多经济不好被工厂公司裁员的，年龄大被踢走的，生意失败的，换工作后自动成了低薪无法生存的人，都希望把PAP政府多年来恩赐给他们的，而自己花半辈子血汗钱供期买下的组屋资产，想尽办法卖掉换点钱来生存过日子，或者凑点钱给孩子出国读书，让老婆去医院医病，或者还清生意失败欠人的钱财，或者筹点小钱开个饮食摊档，或者筹资再战商场。。。。最后，他们都证明自己的天真而陷于痛苦的绝望。

几年前，失业贫穷，到处求助无门的陈如川，落到跳地铁自杀身亡。令全新加坡人惊奇的是，他的名下，竟然拥有价值十几二十万的三房组屋，而他死之前，全家人吃方便面已经几个月了，死了之后，她老婆孩子，竟然穷到没有车钱搭车去停尸房认尸。就如全世界只有新加坡能让91%人口拥有组屋房产和号称增值那样，这种血迹斑斑真实又荒谬的剧情，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许多人开始嘲笑，新加坡人是天天在“拿着金碗当乞丐”。

报纸上没有说清楚，李美花(Lee Bee Wah)每星期所见到的那大概25户家庭的问题是小屋换大屋，还是大屋换小屋？还有更多的是，他不出声，我们就永远当成没看见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就如跳地铁那个陈如川那样，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敢动一动卖掉组屋求生存的歪念头？因为我们总理一再提醒说，卖组屋是一种不好的投机行为？

我敢肯定地猜，哪些找议员解决问题的人，至少90%的人是大屋换小屋找现金而遇到的问题。他们遇到的是建屋局布下无比严密的天罗地网，谁都别想从建屋局的组屋投机捞到一毛 钱。建屋局本来就应该做的，报喜也报忧的事，到底这种遇上经济困难，要求大屋换小屋，希望套现金来求取生存，而被建屋局拒于千里之外而千方百计为难的人有 多少？是1万个家庭？还是5万个10万家庭？为什么只吹牛说86%新加坡人对拥有组屋感到自豪，而没有数目字说，多少家庭已经穷到快跳楼跳地铁了，就算他们跪在建屋局大夏前面求情，找议员部长求情，还是无法把自己的组屋资产拿来换几万块钱救急自救？

为什么建屋局不敢光明正大，把这个“黑暗而真实”的数目字公诸于世？

【不打自招的组屋增值谎言】

有人说，政府廉价组屋的发展政策，是一种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无形互信互动，互相依赖的国家默契。

嗯。。。。 世界上有见过这种“背信弃义”的默契吗？前面和你讲，组屋是政府对人民居者有其屋的恩惠政策，还有协助人民储蓄的资产增值，后面，先以“卖给云顶赌场”的 那种土地价格来算成本再来卖你屋子，赚到钱之后，再来背后一刀，千方百计限制你自由买卖屋子，（如果能够立法禁止你买卖组屋，他们也会考虑）这还算什么互 信？什么默契？

他们拿国家储备的110亿去投机买下UBS（瑞士银行）股份，现在总共亏了60亿，这叫做投资，不可以叫做投机。而人民希望把自己劳碌一辈子，以劳力血汗换来的合法房屋资产去卖掉，赚几万块来养家糊口应急或养老，就叫做贪心，叫做投机？

对这些想把自己合法的房屋资产套现五万十万元，而被套上“想利用组屋投机发财”罪名的人，英明政府给他们的答案是冷酷的：卖大买小？那你注定要倒霉碰壁了。因为我们李总理说过了，房子是买来住的，不是买来投机的。

好吧，就如你所说，房子是买来住的，不是买来投机的，那么，报纸上建屋局调查说：新加坡有86%的人，认为他们的组屋是物有所值，认为是他们的财富增值的宝贵资产，而且因此感到相当自豪。。。。

只能够用来每天睡觉，吃饭和做爱的四面墙，你卖了它就得一家人睡马路边，这还算什么增值？这不是存心在编造谎言和屁话吗？

我们建屋局的任务角色似乎已经转换了，他们似乎在确保人民的另一权力，确保你卖了组屋之后，一定全家得去睡在马路边。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包括千方百计不让你有机会租到小型组屋来住。

不是无中生有噢，去机场外樟宜海边看看，勇敢买掉组屋而选择无家可归的人，老人小孩孕妇病人，一家大小都在海边搭营寨露营野餐钓鱼，其乐融融也。上星期，我们维文医生还发善心在国会说，有些家庭流离失所寻求援助，大人流浪不要紧，不过，必须要让每个孩子都要有栖身之所。

【售卖合法屋产，为何不是人民当然合法权力？】

一间花了一辈子血汗青春换回来的组屋，只能一辈子拿来冲凉，吃饭，睡觉，做爱，生孩子。。。。。不能有其他用途？为什么？

对不起，这都属于“投机发财”范围，这违反了政府让人民拥有自己屋产“只能住”的政策。除非你再弄点钱来，把小屋转大屋，这就比较合乎政府提升国人世界级住屋水平的英明政策。。。。

把你“卖大买小”的路全堵死了，然后留下“卖小买大”的通路让你走，再让你一辈子当屋奴，我们建屋局这种单向政策，应该去申请世界“最佳奸计”发明专利。

【千方百计在围堵操纵组屋市场，以“不正当竞争法”在操作一大盘生意？】

我想，如果不考虑政府廉价组屋的发展政策，是一种政府和人民的无形互信互动的国家契约，而如果人们还相信新加坡的司法还是公正的话，建屋局早就应该被全新加坡人告上法庭了，因为，他已经违法而犯了两条大罪。

一条是违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就是市场垄断法。一条是违反公平交易法。

很简单，建屋局已经经营了四五十年了，却没有引进任何有利市场竞争的对手或机制，这就违反了“市场垄断法”，有蓄意以行政特权和手段控制市场的供需，图谋垄断操纵市场以谋取暴利的嫌疑。

另一罪名，制定了荒谬透顶的，只对自己有利的，完全是居于控制市场的不公平买卖条例，千方百计企图阻扰组屋市场的自由买卖，让“组屋消费者”完全处于被捆绑、被胁迫、而毫无选择任由宰割的弱势形态，这已经非常严重地剥夺了组屋产权人的基本自由交易权益和利益。例如，他们已经丧失了把合法的组屋资产自由买掉以解决生活的温饱问题的机会。这就明显违反了基本公平交易法。

人们也许又会产生另一个疑问，难道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缓冲的中间办法，例如这些卖了组屋的家庭，可以寻求其他选择，住进其他房子，租其他较小组屋，住进山芭屋？对不起，除了百万的私人洋房，英明的政府，早已经实现三光政策，把这国家的任何乡村和其他屋宇铲平拆光了，他们更不会傻到去建多多小组屋来租给你，要不然，可能许多懒惰的刁民就会卖了屋然后租个便宜屋在家吃香喝辣，好吃懒做。不是没地方睡，只有海边或路边露营可以给你选。你想卖屋子换钱的路，已经有几千人的精英团队，帮你想到最好办法围堵得密不透风了。

【巨额的组屋利润从何而来的呢？】

他们还有个很漂亮的垄断和控制的借口。不许政府组屋自由买卖，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政府财政津贴？他们又忘了，在任何组屋转手的买卖中，他们都从中榨取了一大笔，难道，这还不足以还清“政府的津贴”了吗？何况，这些所谓的大量政府的津贴，那一毛钱，不是从巨额的组屋利润中获取的呢？难道，建屋局自己会印钞票？

他们说，组屋的建筑地皮必须如卖地给私人房产发展那样，以公开地价来算，这根本已经没打算要大量津贴的意思了吧？新加坡的国家土地需要花钱买的吗？的确有花点钱征用土地，以前的算法，山芭榴莲一棵赔10元，就你说土地是从人民手里廉价强制豪夺回来的，马宝山自己也不会否认。其他土地，需 要发动战争成本去邻国打抢回来的吗？1965年独立时花过钱向大马首相东姑买的吗？骗人的，新加坡的地皮，是1825年，我们的红毛祖宗总督莱佛士，从柔佛苏丹哪里骗回来的，不花一毛钱喔！

【防民如贼的日子，还能维持多长？】

任何一个交易，只许买，不需卖，这强制手段本身已经是一种很不文明的强权作风，难道，人民购买组屋的钱，是七月半用的金银纸，而不是印有薛尔斯总统头像的新币吗？把人民合法正当售卖自己的组屋资产求生的行为，污蔑为贪心和投机，这更不是任何文明的政府应该有的作为。

时代改变，许多问题也会面目全非。就如以前哪些明显没经过大脑的制度，20年前的咖啡店老板，如果在走廊摆一张桌子，也会被建屋局罚款5000元，现在，风水轮流转，90%咖啡店的桌子，都摆在咖啡店外面走廊。以前，千方百计关掉华校、消灭华文，现在，却来求神拜佛希望提高华文水平，真是一种报应天谴呀！

千方百计企图通过种种不合理、非文明手段，通过控制人民住屋、控制社会经济财政来控制操纵社会，达到长久维持政权的目的，形势上已经越来越费力了，代价也会越来越大，最终也会自掘坟墓，聪明反被聪明误。

20年后，如果我们来检讨这个“防民如防贼”却明显“损民不利己”的这个防止人民投机买卖组屋的无良政策，这些人，会不会再一次感觉自己一手遮天的霸道和愚蠢呢？到时，这些人，还有没有机会检讨自己的愚蠢和错误呢？

来源：大马论坛

黄国霖反驳马宝山有关政府组屋的“神话”

作者:黄国霖（音译）2010年3月10日

译者:冀居·谢

亲爱的马先生，

我针对海峡时报2010年3月6日报道，有关你在国会的讲话。

没有足够的组屋来应付需求

你 说新建组屋不敷需求是个“神话”，因为去年有1万3500个单位建成加上今年的1万2000个单位，加起来总共有超过2万3000个单位在金文泰或裕廊东 供大家选择。然而，即使在金文泰和裕廊东有2万3000个单位也不代表这就是组屋的总需求量。根据海峡时报2010年2月11日蔡美芬的专栏，她说市场上 大约有9万5600个单位的潜在需求，买家包括组屋提升者或购买第二间产业者。这个9万5600个单位的需求量，当然大大高于你所能提供的1万3500或 1万2000个单位。所以，它不是个“神话”而是真实的供应不能满足需求。

你说大量超额订购组屋单位是个假象，因为很多申请者临到接受邀请购买单位时都打退堂鼓。没错！那些拒绝购买的人是不要那些组屋，但不足以证明他们不需要组屋。他们还是要买组屋，所以他们一直构成需求量的一部分。所以大量超额订购真正反映对新组屋存在大量需求。

你说只有6%的第一次购屋者的投诉是真实的，但是你在2009年10月8日所举的一个例子毫无说服力。你的例子说C先生拒绝一间面向回教堂的组屋，对你来说可能无理，但是对大多数新加坡人来讲，要求一个安静的环境是合理的要求。

组屋价格确实负担不起

你 说公积金住屋补贴是3万或者4万，对于低收入家庭还有额外的4万元。然而，这些补贴根本追不上过去三年来全岛新组屋一次起10万的涨势。你说政府在住屋补 贴金方面花了3亿3000万，帮助超过2万个家庭。但是如果一个新单位平均涨价4万元来讲，乘以去年售出的1万3500个单位，已经替政府赚进5亿 4000万元。用这来应付政府的补贴根本绰绰有余。迅速攀升的楼价已经使国库饱胀多过于它所花出去的补助。

你说我们的房价和家庭收益比是 5.8，比伦敦的7.1和香港的19.8来得低。然而，伦敦的计算是排除15%住在廉价住屋的伦敦人，而香港的计算则是针对昂贵的香港本岛而已，不把九龙 和新界的大部分居民计算在内。因此你的对比是含瑕疵和不公平的，拿我们跟这些城市的高级住宅比较。然而，你选择用伦敦和香港做比较，也刚好证明新加坡已经 变得有多昂贵了。

你说我们的每月房贷和家庭收入比是22%，比负担基准的30至35%来得低。但是这个国际负担基准其实是负担不来的一个基 准，它说的是完全负担不来；就好像以一天一美元收入来定义赤贫一样，如果现在用每天二美元收入来强辩我们已经扫除贫穷，是同样的骗局。所以这个22%的比 率，虽然比基准的30%低，也不表示负担得来。并且，把我们的负担比率的计算局限在去年所售新组屋的这1万3500间，是不是有意把3万7205间公开市 场交易的旧组屋，这个更大的组成给错漏了呢？

你说S夫妇的个案不代表一般四房组屋的申请者。根据2009年9月12日建屋局在海峡时报上复 函，他们的家庭收入是每月3千800元，所购的组屋值26万5000元，所以每月房贷是955元。如果我们假设那个家庭单位有四个成员，每个人的生活费设 在最低的500元，那么家庭的基本开支（包括房贷）已经是2千955元，剩下的805元可以做各种用途和家长的养老基金，然而这微不足道的805元真的能 神通广大够退休和其他用途吗？

永久居民推高屋价

你说永久居民没有推高屋价，因为他们在购屋时没有付很高的溢价，然而这不是永久居民推高屋价的真正原因。只要他们开始购买屋子，不管是组屋还是私宅，永久居民就一定会消化一定的供应量，余下较少的房子给新加坡人，当供不应求，价格自然要走高。

私宅拥有者推高价格

你 也说不是私宅拥有者推高组屋价格，因为他们在转售交易中溢价超过7万元的58宗里只占11宗。这就好像看到冰山一角却说冰山不大一样。除了11宗类似以上 的交易外，私宅拥有者在这个市场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交易。所以综合起来，他们也消耗了一定的供应量，压缩其他人的选择。供应减少带来激烈竞争，必然把价格哄 抬上来。

谢谢。

黄国霖

来源：淡马锡评论

南大文凭与中学文凭

作者：木羊 07/03/2010

最近一个退而不休的老头又旧事重提，说什么南大文凭没人要，毕业生要用中学文凭来求职。对我来说，我从来不隐瞒自已的学历。当然在毕业后两三年，受到不少歧视，吃尽苦头。但我只当作这是一种磨练，没有自卑，也没有灰心。终于一天，碰上一间瑞士公司请人，我去应征，通过测验后被录取。当时的上司是瑞士人，母语是德语 (German)，当然不会认为我的英文比二毛子差，就什么都不行（据他说我的测验分数最高）。工作两三年后，我的薪水已达到四位数，当时（70年代初）是属于高薪一族。

后来我经商失败，便到香港寻找出路，结果被一间日资公司聘用。日本人当然不会只看我的英文和文凭，他们要看的是经验、能力和过去的表现。

我的日籍上司爱好中华文化，他读过资治通鉴（日译本）。当他知道我在报刊上写专栏时（80年代），特别尊重我，还嘱我翻译一些作品给他阅读。尊重写稿的，我看只有在日本这个社会才能出现。我在这家公司服务了十三年，最后出任子公司的董事，是第一个非日籍董事。

但我班上的确有一位同学是用中学的文凭来申请工作。他是詹君，在印尼出生。詹君在印尼念荷文中学，毕业后到南大深造。南大毕业后，他移民荷兰。当时一家银行 聘请文员，只需要中学学历，他只好拿出印尼的荷兰中学文凭应征。被录取后，詹君从基层做起，任劳任怨。数年后，詹君申请调升。上司说这个职位需要大学文凭，詹君于是拿出南大文凭，结果得偿所愿。自此，詹君便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直至退休。这件事说明了南大同学适应能力强，经得起考验，只要给予机会，一定能出人头地，何必他人杞人忧天？假如当年放生南大，让她自生自灭，南大一定能自力更生，自我强化，走出恶运。而南大刽子手也不会留下千古污名。

顺便一提的是，詹君是个永春和空手道黑带高手。他到荷兰初期，在一家华人公司工作，受到剥削。老板扣押工资，他找老板理论。老板的欧籍打手从背后扣颈，他反手一拳，那人应声倒地，詹君于是夺门而退（善战者不恋战）。这一拳令詹君在华社中英名大盛，也令荷兰人认识到中国功夫（那时李小龙还不热）。由此可见南大同学文武全才，不单抵用，耐用还能打。

当詹君对我说起这段往事时，我突发奇想：假一个国家有两支军队，一支操华语，熟读《孙子兵法》并拥有文天祥视死如归的精神；另一支由二毛子组成。大家装备一样而同时奉命出征，你认为那一支军队会提早凯旋归来？

来源：http://nandazhan.com

林瑞生•精湛的小丑

作者: 容秀华（音译）2010年3月6日

译者：冀居·谢

我简直不敢相信，当职总秘书长和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Lim Swee Say)声称他是一只来自从未听过的“青蛙王国”的小青蛙，面对刘程强（Low Thia Kiang）议员对他的所谓低薪工友改良大计的批评时，他什么都听不进。林先生苦心孤诣创建出来的计划被聪明的刘先生在国会攻击得体无完肤，难免尴尬。然而林先生竟然可以想出这么无厘头的辩解，来捍卫他受伤的 尊严，实在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难道林先生行事不像个小皇帝吗？难道所谓部长、职总秘书长拿着令人恶心的两百万年薪应该是这副德性吗？拿着纳税人的钱去这样面对批评吗？难道他这不是以厚颜无耻来自立家规吗？

如果林先生足以代表执政党部长们的自大态度，我们就有理由在大选时把更多反对党人带入国会。行动党领导层显然知道这个危机，所以目前一直在讨好选民，使他们 在下届大选不至于失去太多的集选区(GRC)。所以反对党应该捉紧机会合作夺下一两个集选区。他们可以做到的，只要他们不闹分裂并且推出可信度高的候选人。如今随着年轻选民对行动党政府期望的幻灭，时机已经成熟了。行动党领导层特别担忧年轻选民的忠诚，所以无所不用其极地讨他们欢心。或许人心都早有定数，所以任何行 动党领导的最后挣扎将无济于事。

马来西亚国阵(Barisan National)在上届大选所经历的政治海啸，应该是行动党的一记警钟。或许下届大选行动党面对的海啸势头没那么大，然而他们已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随时扑灭任何马来西亚政治海啸所带来的灾难性副作用。所以通过主流媒体大灌经济策略委员会(ESC)报告的迷汤和所谓利多的预算案(Budget)，行动党领导层希望借此来提振应届大选的黯淡前景。

反对党不应投闲置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傲慢的行动党刷下座来。他们应该吸引更多可信的候选人，特别是像改革党(Reform Party)那样吸收一些学者，在来临的大选中代表党出征。为数不少的网民也呼吁年轻选民不要投票给行动党，这应该是反对党一个好的开始。

关于作者：
容先生是新加坡内安局1971-1974的局长。 （这里链接他的博客）

新加坡永久居民组屋配额制

作者：南洋視界07/03/2010

新加坡讯，新加坡政府宣布，在政府组屋区设立永久居民配额。较早前，新加坡政府官员表示，实行这个配额制，是要防止新移民的群居现象。

据联合早报报道，从即日起，购买组屋的永久居民须符合这个配额，确保住在同个邻里及同座组屋的永久居民不超过5%及8%。来自马来西亚 (Malaysia) 的永久居民不受此限制，因为他们与我国公民在历史及文化上相似。

联合早报说，这项举措，是要避免许多永久居民同居一处，难以融入本地社会。

报道说，新加坡有162个组屋邻里，其中13个已超过5%永久居民配额，最高比例更达6.5%。这些邻里包括裕廊、蔡厝港、武吉巴督、三巴旺、盛港、金文泰、淡滨尼和兀兰等。

也就是说，如果永久居民要在这些邻里购买组屋，就必须向同为永久居民的屋主购屋，而不能向新加坡公民购买，以避免住在同区的永久居民不断增加。

较早前，一些新加坡的政府官员指出，新加坡实行永久居民购买组屋的配额制，是要防止新移民的群居现象，以便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

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昨天在宣布这项立即执行的配额制时表示，虽然新移民群居现象现在还不严重，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海峡时报报道说，在昨天的国会辩论中，一些国会议员提出了外国人购买政府组屋的关切。

西海岸区国会议员符致镜指出，一些房地产经纪公司已经观察到这样的趋势，来自缅甸的永久居民希望购买裕廊西的政府组屋，而来自菲律宾的永久居民，希望购买武吉班让的政府组屋。

新加坡目前有50多万名永久居民，占居民人口的14%。组屋屋主当中，约5%是永久居民，其中2.8%来自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来源：http://www.nanyangpost.com

国会侧记　国会辩论的对比

周殊钦 from Lianhe Zaobao

如果不是议员英兰妮（丹戎巴葛集选区）借一张新加坡武装部队月刊《国锋报》上刊登的她坐在坦克上（on top of a tank）的照片，让友人笑言她竟以tank-top（即吊带衫）的姿态出现在“男性杂志”上，向国会开了个玩笑，国会昨天针对国防部及外交部开支预算的辩论，真可说是平淡得可以。

对多数人而言，国防 (national defence) 与外交相关的课题既严肃又遥远。由于无法轻易理解这些宏观课题的深层意义，人们自然容易觉得这些无关民生的国家大事仿佛事不关己。

从国会昨天超过七小时的辩论中，可发现好几处鲜明的对比，其中辩论气氛的对比，令人莞尔；政策方面的对比，令人感慨；议员对同一事物的判断的对比，则令人深思。

先形容一些读者大概从新闻报道中看不到的几个有趣画面。国会辩论总的来说无疑是严肃的，不过议员偶尔无伤大雅的幽默言谈，总能起到提振精神的作用。

除了英兰妮借双关语的诙谐言谈令人捧腹之外，国会昨天也出现一个极为难得的惹笑场面。按照议事条规，在辩论结束后提出撤消对某个部门开支预算的削减动议者，必须是提出动议的同一名议员，否则国会拨款委员会就必须另行表决，才可通过有关部门的开支预算。

内政部的开支预算辩论昨天结束，但是前天对它提出削减动议的议员杨康海（丰加集选区）当时偏偏不在席上，使得拨款委员会主席、议长阿都拉必须要求议员们表决是否同意削减动议。换言之，如果议员要完整地通过内政部的预算，就必须喊“NO”来反对削减动议，可是执政党议员多年来似乎已习惯了喊“AYE”，所以当议长提出表决时，他们都自然地喊出“AYE”，促使他猛抬起头来，示意议员们听清楚表决。结果，内政部预算才“有惊无险”地在议员掺杂着笑声和更大声喊出的“NO”声中，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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