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光耀的历次谈话中透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November 27th, 2009 |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新加坡政府在独立后采取的重要语言教育政策之一就是在全国推行双语教育政策。1966 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并把双语教育作为新加坡教育体制的基础。按照新加坡双语教育课程标准的要求,各种族的学生都要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来学习,即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用于学习绝大部分课程,在学习其他课程中学习英语。同时,学生要把本种族的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等母语,作为各自的第二语言来学习。世界上最特殊的“双语教育政策”在李光耀的一手导演之下正式诞生！

不过，最为特殊和有趣的并非“双语教育政策”本身，而是李光耀在历次谈话中所流露出来的忧患、妥协以及岛国的生存之道。

１． 初期谈话——缓解国内矛盾

1966年12月27日，李光耀在“教育与建国问题研讨会”开幕礼上演讲：“两种语文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的。一方面，在社会活动比较高的水平上，讨论经济、政治和专门技术问题的时候——不管是讨论民航或船务，采用的公共媒介都是英语。可是，在好些场合里，我曾有理由讨论到完全英文式教育是有斩断继往的影响的问题，因为完全英文教育没有给学生体会它对其过去的精神联系——没有使学生所受的教育与他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所联系。所以，有必要为每一个学童保全他的文化重力——使性格坚定的重力——并且为每一个学童保全他对其来源和背景的了解，使他能够具有信心来面对这个社会的好些问题。”

1967 年2月21日，李光耀在群众新春联欢会上演讲说：“今天参加集会的有很多年轻人，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你们当中有70%在英校念书，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在英文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英文，但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并不是英国人，你们尽管学英文，用英文，你们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必须保留着你们所继承着的那部分可贵的遗产——你们原有的文化、原有的文明！”

当时新加坡国内社会政治背景是：随着50年代南洋大学诞生及反殖民运动斗争的高涨，华文、英文之争早被套上“胜王败寇”的定论。随着新加坡独立建国以及开始实施“双语政策”，华校生已从当年“时代先驱”、风起云涌的主导，逐渐被排挤在政治、经济主流之外的边缘化地带，意志消沉。

“语文教育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与华校生的心路历程密切有关。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对立政治势力基本上沿华、英路线划分，随着斗争的结果，免不了使语文问题罩上政治色彩。独立以后，新加坡为了生存，在经济上采取国际经济策略走向，积极吸引外来投资，英文的经济价值当然大大提高；在政治上，考虑到地缘政治和内部多元种族文化等因素，必须大大降低新加坡的华族色彩，并提倡英文作为沟通和团结各族的共同语文。这些都是造成日后英文地位如日中天，而华文地位江河日下的主要原因。华校生所受的冲击和打击非常大，语文与教育问题因此变成情绪化的敏感课题，甚至成为一种禁忌，不能公开讨论，更不能理性的讨论。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精明的李光耀先生一手“导演”的杰作，但他却两次以总理的身份公开呼吁“华人要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我想唯一的原因就是：安慰当时还拥有相当社会基础的华校生，以缓和国内矛盾。

２.中期谈话——为“推广华语、统一华族”造势

1979年9月7日，李光耀在“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讲话：“让我们面对这个难题，决心使用华语，不讲方言。这是一项不可避免的选择——英语和华语或是英语和方言？逻辑上，这项决定是明显的，在情感上，这项选择却是痛苦的。”

1981年10月25日，李光耀在颁发华语会话证书给考试及格的公务员的仪式上又再次强调：“华语必须取代方言成为母语！”

1984年9月21日，李光耀在“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讲话：“我们坚持实行双语政策的一个持久不变的原因，就是在情感上我们无法接受英语成为母语。用一种我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的语言作为母语，将会使我们的情感蒙受伤害，我们将会自己怀疑自己，我们的自信心将会削弱。”

1989年10月3日，李光耀在“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讲：“我们要提倡专业人士在社交场合讲华语。”

1989 年10月4日，李光耀在广播剧《推广华语——十年耕耘》纪录片里接受采访时说：“华语是值得华族新加坡人保留的语言，它是华族与四千年历史的一种生活上的联系，新加坡历史浅短，但华族新加坡人却和中国人一样，在文化、语言与道德观念上，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华人应以此为豪，华语运动至少必须推广到整个社会普遍接受华语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言后，才会结束。”

作为睿智的政治家，李光耀深知新加坡的社会问题：马来族和印度族虽然只占总人口的14%和7%左右，但他们有统一的语言。而华族多达12种的方言，使得华族事实上却没有“统一语言”；巫、印两族有统一的宗教，华族虽然大多数也信仰佛教、道教，但由于教义以及千百年流传至今的宗教文化传统，使得佛教、道教对教徒的凝聚力远远弱于回教和印度教；在加上前文提到的“土生与非土生”、“英校与华校”、“左与右”等一系列问题，使得“统一华族”，加强华族的团结与合作，成为李光耀政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作重点。

事实上，除了李光耀，还有其他许多政要如王鼎昌、吴作栋、李显龙等，都在历届“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式上极力呼吁“华人讲华语”。应该说，如果不能将华人的 12种方言统一成华语（普通话），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对华族来讲就是失败的，如果对华族失败，那当然对整个新加坡也就意味着失败。而今天新加坡“推广华语运动”的成功，应该说李光耀先生是居功至伟的！

3、后期谈话——华语、中华传统价值观与中国

1988年8月14日，李光耀在国庆日群众大会上演讲：“我国人民接受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我担心我们的社会将彻底转变成一个‘伪西方’的社会。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西方社会，将是另一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将是一场灾难。我们可能讲10种语言，但却拥有一套文化价值观，也就是我们一出世就承受的那一套。”
1990年3月5日李光耀接受《亚洲周刊》的访谈时说：“我国华人应求取中庸之道。我很庆幸能与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攀上关系，这种历史背景给了我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个人层面，我从一个古老文化与文明中汲取了信心；在国家层面，则有待克服困难以建立新的国民意识，这个国民意识必须包容其他种族的文化。身为华裔，在这方面我是喜忧交织的，新加坡的华人要善于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求取中庸之道，以便既可以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能够与其他种族同心同德建设国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李光耀先生虽然深受英国民主思想的浸染和熏陶，但他并不想全盘照搬；他虽然从小就基本上跟中华传统文化绝缘，但在潜意识里，他却深谙中国的传统治国之道。中国贤德之士心中的“理想国”是：天下为公，社会大同，即讲究“法律和秩序”，又极力崇尚“以道德和公平作为统治社会的基础的儒家思想”。李光耀不认可“ 社会大同”的观念，这也是他跟“共产主义”彻底决裂的“信仰基础”，在他心里：可以给每一个人相等的机会，但决不会给每一个相等的酬劳。但他相信自己“委命于天”，能够通过政治决心和经济手段有效的统治新加坡。这一切使得李光耀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儒家思想情有独钟。所以，当“推广华语、凝聚华族”初见成效之后，他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继续在各种场合为华语教育“推波助澜”。以致于，他在1990年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说：“如果时光倒流，回到1965年，今天的情形一定不一样，我一定保留华文小学，那可方便得多。因为，小学的几年正值孩子最主要的年龄，六至十二岁，学校注重价值观，英语成为第二语文。后来他们升上中学的第一年，英语成为第一语文，华文成为第二语文。可是，时间过去了，没有办法重新安排。”

本来，在新加坡，掌握英文有助于吸取科技知识，了解国际商业体系的运作。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只是为了符合多种语言的教育政策。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急速步伐，带来了“西方文化”与“颓废文化”，当局经常为此担忧，所以将母语教育视为阻挡西风压倒东风的文化防腐剂。这本来只是一项“政策”而已，然而，李光耀情真意切的讲话，身为华人，怎能不感动？

然而，科学家总是追求真理，政治家总是寻求妥协。所以，如果你仅凭李光耀先生上面的谈话就断定他会“恢复华语的正统地位”，那就太小看他的政治才华了。事实上，李光耀心中还有一个“死结”：共产党是最狡猾的敌人，共产主义是最滑稽、最不现实的幻想。而且他把对共产党的“仇视”曾在一段时期内毫不迟疑的转嫁到新中国的头上。我们再看下面这些谈话，没有“政治眼光”，你是无法相信这些谈话是出自同一个人之口的！

1973年，李光耀在跟蒋经国交谈时说：“新加坡往往被认为是中台之外的第三个中国。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邻国保证，新加坡决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99 年12月13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缆电视台记者专访李光耀：“你是否为自己在政治上摧毁对手的行为感到懊悔？”李光耀笑着回答说：“我是在政治环境中长大的。开始时，我是坐在扶手椅子上用口批评别人，然后真正踏入政坛，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我生存下来了。我是否为自己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感到懊悔？没有，一点也没有！我是否为建设新加坡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一点也没有。我为今日新加坡感到羞愧？没有！”

1976年，李光耀先生访问处于文化大革命尾声的中国之后感言：“实际上，我从未比这第一次访华更强烈地觉得自己同中国人不一样。”在他眼中，82岁的毛泽东主席不只说话困难，脑筋也不灵活了。并猜想毛主席患上了帕金森症，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都很虚弱；华国锋只会说“刺耳的陈词滥调”；大寨只是一个骗局；中国各个省城的 “革命委员会主任”只会板着一张张木然的脸孔毫无表情的宣读批判“走资派”的讲稿；小学生只会拿着鲜花挥着手木然地喊着“欢迎，欢迎……”，而且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旷课……

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位政治家难得的真话。对于一个拥有民族情怀的人来说，听上去不会有太舒服的感觉。但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代中国人，我感谢他告诉了我们一些“真相”！事实上，下面这几段话更加坚定了我相信他“无意撒谎”的信心。

同样是在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他还说：“他们是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有绝对的信心只要有朝一日回归正轨，登上世界首席之位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在重振文明之后会有怎样的命运和发展，中国人谁也不会怀疑。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延续了4000年不曾间断的悠久历史。我们这些过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命运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安排。”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后，李光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种之杰。”
“天安事件”之后，李光耀说：“我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学者将会怎么判定邓小平所扮演的角色。对我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李光耀在世纪之交时还说：“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她可以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充当一个平等而负责任的伙伴国，作为另一个主导世界走向的大国。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以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中国未来50 年内的一个发展前景：现代化、负责任、信心十足。”

可以说，李光耀对中国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甚至比他对英国的情感还要复杂，而这种“复杂”不可避免的体现在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方方面面。